摘要：产生这一危机的法之通理在于概念的功能与功效混淆、封闭与开放的内在结构割裂、所承载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关系误解及构造方法上民法技术迁入的融贯性缺失。 ...

除Mathews标准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用于认定程序正当的标准还包括Mullane标准，即由Mullane v. Central Hanover Bank Trust Co.案所确立的标准，又称合理计算标准。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2018年宪法修正案更名、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关于其职责的决定之后，应当是我国唯一协助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独立的、日常性的合宪性审查主体。

作为专门协助合宪性审查的机构，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授予其一定独立的合宪性审查权：（1）对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有判断其是否符合宪法的权力。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是宪法设立的低于宪法而高于其他国家机关的独立的国家机关，其主要职能就是进行合宪性审查，并不需要其他机构或者组织予以协助。立法法及监督法还规定，法规、司法解释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2）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同理，备案审查的内容包括合宪性、合法性和适当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之前，学界通常将监督宪法的实施简称为宪法监督，并将其与违宪审查概念互换使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性质上属于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其在宪法上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只是协助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机构，无权作出独立的具有宪法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决定。具体而言：一方面，借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重塑检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这一领域，应当重视实现两个维度的五大关系论，即检察权与侦查权、调查权、审判权的权力配置新关系，以及检察权与公共利益、公民权利的司法保护新关系，从而充分发挥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检察官的独立性是首要的，检察一体的指挥监督是次位的。观察近年来检察机关推行的司法化改革可以发现，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检察机关过度行政化的弊端，使检察活动更具司法化特征。例如，应该将检察建议的办理纳入办案体系进行考核，在检察建议的考核上实现与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考核的同等看待，真正实现把办理检察建议作为办案看待，推进检察建议业务的专业化。

（三）检察权的动态调整与国家治理变革 检察权外延的动态调整、行使方式的日益科学化，不是无缘由的转变，而是因应国家治理任务的变革而进行的调整。二、变与不变：新时代检察权发展变革的实践规律 进入新时代，我国检察权发展和创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检察权的动态调整频率更为频繁，检察权外延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质。

当前，影响检察权发展合规律性的首要问题是检察权运行的行政化问题。随着《宪法修正案》以及《监察法》的通过，国家架构由过去的一府两院正式转变为一府一委两院，其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转隶至监察机关，国家机关权力配置的变化必然对检察权内在运行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提起公益诉讼条件的，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检察官制度产生的目的便是使客观的法律意旨贯通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检察官不是政府的传声筒，而是国家法意志的代表人，除了追诉犯罪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保障民权。

比较而言，巡回检察因流动性、不定期性等特征可以解决派驻检察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涉及检察机关职权的重要变化，即确立了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与精细化，检察权向权力干预与私利保障的社会公益职能转变。但被上述理论争鸣忽视的一个前提问题是，行政权—司法权范式是否具有绝对性，能否被用以回答中国的问题。

此外，将检察权的具体权能与某种权力的表征进行对应并得出契合该项权力的做法，混淆了权力属性与权能概念。尽管人们对此所持看法不同，但至少表明检察权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领域的发展变化。

虽然检察权与一般行政权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同构性，但将检察权等同于行政权，又会抹杀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的独立判断权和处置权。检察机关借助内设机构调整将传统民行检察权能分置，为民事检察权能、行政检察权能、公益诉讼检察权能与刑事检察权能的均衡发展搭建了组织框架。

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旨在强化检察官责任意识和专业意识，提升司法能力，避免不应有的程序空转，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实质处断权则是回应检察机关审前司法资源调控者角色定位的必然产物。创新检察权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融入国家政法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局，落实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检察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模式中，隶属于国家权力的分支，是在集中基础上的监督与制衡。在笔者看来，强化法律监督权的有责性是塑造法律监督公正性、权威性的重要一环。这反映了强化检察机关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下的制度与组织应对。

刑法因其严厉性、有效性而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但同时也导致了犯罪圈的扩大。考察中国检察权性质的理论观点可以发现，检察权理论发展既是中国检察权发展变革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检察理论引入的结果，特别是受到西方行政权—司法权范式的深刻影响。

立足宪法规范，可以发掘我国检察权演进的一般规律，即检察权在始终保持法律监督权基本属性的前提下，适时地根据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其权力外延和权力运行方式，实现检察权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同频共振。要考虑不同类别、不同形式检察业务的特点，结合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通过科学测算，设定合理的权重，确保检察机关业务评价机制的科学性，以确保不同检察业务得到公平对待，促进检察业务的均衡发展。

可见，采用行政权—司法权范式作为分析工具，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弊端。（三）创新检察权发展的体制机制 科学的检察权发展体制机制是确保检察权发挥效果的重要保障，是尊重检察权力运行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的应有之义。

要推进检察制度体系的完善，需要透过检察权发展变革的诸多现象，把握其发展规律，逐步实现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一）坚持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的定性不变 检察权的定性问题是完善检察权体制机制的宪法性前提。从制度建设来看，应该按照办理案件的流程，对检察建议的线索受理、立案、调查核实、办案、宣告、跟踪反馈、复议复核、到结案归档等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规则，包括程序和证据两个方面。2.行政权—司法权范式的中国难题 不可否认，西方检察理论具有一般性，但也要看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量刑建议主导司法裁判已经成为常态，检察官实际上成为‘背后的法官。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对检察制度进行了明确。

而检察权运行形式的变化，是检察机关在坚持法律监督定位的基础上，创新各种检察权实践机制的变化，其目的是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的价值追求。因此，在民主集中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背景下，所有国家机关权力正当性与合法性均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权也不例外。

检察机关具有司法运行的特征，即独立运行与中立判断。因此，推进我国的各项改革，需要加强对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这一根本定性的认识。

以检察建议为例，加强检察建议的司法化，需要强化检察建议作出过程中的主体参与性。从探索中国检察权发展变革的一般规律这一层面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检察体制机制，回应社会变革提出的新挑战，进而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检察力量，是我国检察改革的首要任务。在角色定位上，检察机关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般监督机关调整为专门监督机关。第二，同体监督、异体监督模式互补，克服了单一监督模式的弊端。

检察权法律监督属性的立法化发展有利于确保检察机关把法律监督作为理念引导和工作宗旨，充分发挥检察权能，实现其在国家治理和权利保障上的重要作用。有权必有责，滥权必担责。

综上可见，从规范和历史视角来看，我国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检察官业务评价机制应以促进不同检察业务的专业化、均衡发展为目标。

因此，应将检察建议的发展完善同检察职能的配置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根据检察职能的不同类型对检察建议进行类型化建构，明晰不同类型检察建议的功能和特质，在坚持检察建议一体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制度。检察权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这是由检察权的特质所决定的。